二中校史之我见（1930年至1978年） 作者：罗沛龄 前 言 去年自作主张，以收集到的校友老照片为线索，写了“应元嚼梦”，搁于“越秀春风”校友网上。因为是“野史”，写起来随心所欲，花点时间而已。野史者，私家记载的历史。 接到叶世雄会长的委派，正儿八经写一份“二中校史”时，我犯难了。这可是“正史”，历来是官方的文字，有严格的八股标准，审查制度。我对中华同胞沿袭于科举制度的教育体系、理念和学习方法中的弊端，一直持批评态度，由我写教育，没写几行，便会出轨。
我走出叶会长的家门，挽着他给我沉甸甸的一袋资料，在热浪滚滚的马路上徘徊了一会，最后转车，过渡，步入了“黄埔军校”。 这是左右中国历史的一所非常特殊的学校，它的校史如何写？过去我只知道，第六期和第七期是个分水岭，前是天堂后是地狱。在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英俊深沉的蒋中正先生，已不再被称别字，堂而皇之的照片、油画，功绩，令人肃然起敬。名人油画厅前言的一句活，令我豁然开朗： “黄埔军校英雄辈出，他们曾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并肩作战，同仇敌忾；也曾因政治信仰的不同而分道扬镳，相见兵戎，决战疆场。” 我主意已定，站在公正中立的角度，面对历史，与时俱进，把二中诞生以来与教育界一起成长发展中所经历的坎坷和成就，做一番忠实的回顾。 由于个人的经历问题，对1980年以后的二中历史了解不多，亦因为对文革前的历史基本已成定论，所以我的笔触到1978年为止。 写一本为各方面公认的，准确的，全面的“广州二中的历程”，一直是叶世雄会长的心愿，作为校史编辑部的一个成员，我尽量提供我收集整理的资料。 是否能成为“正史”，如前所述，还有待于各方面的审核，校对，修改，补充。故此“广州二中的历程”未能如愿在校庆75周年前赶出来，实在是一大憾事。 此事在我动笔之前早有预感。所以写的时候，我定名为“二中校史之我见”。既是“我见”，立场就不必公认， “文责自负”便可。不同观点，可以另文发表，或者进行批评，在隆重庆祝二中75周年校庆之际，我还是忍不住，在论坛这个百花齐放的美好园地，贴出我的“我见”，以供诸位校友探讨，请多提意见指正不足。此文仅为“二中历程”之一角，期盼能抛砖引玉，引出更多校友的“我见”，共同为“广州二中的历程”补写每一页。 本文写作得到叶世雄会长的指导，并引用了大量校友的回忆录，详见校友其他文章，在此向各位作者鸣谢。
一. 始创西关，缘归越秀（1930年—1949年） 广州是对外通商最早的口岸之一，接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国内革新图强风潮的兴起，经济、社会的变动，对广州的教育产生巨大的冲击。同治三年(1864年)，洋务派在广州开设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这是广州出现最早的外语学校。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二十二年间，维新派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推行新学。
清道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门洞开，外国人取得了在中国传教和办学的特权。自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在广州的外国教会(或传教士)便陆续开设学校，至民国初，由外国传教士操办的教会学校、学堂、幼稚园不下60所。这些教会学校，教育大权完全操在外国教会手中，校长由外国人担任。教会学校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基本按照西方的一套，与清政府颁布的学制、法令不尽相同。 教会办学，固然是要扩大宗教的影响，宣传教义，在中国培养基督教徒。但教会对慈善事业的热心，对贫穷落后地区的援助，革新封建传统教育，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令国人耳目一新。有识之士受此启发，开始创立中国人的新型学校，例如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创建广雅书院。 新学制如雨后春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章程把学堂分为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中学”的名称自此始。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正式废除绵延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民国以后，教会学校大都改为中学校。我们熟识的一些中学名字，真光中学，培英中学，培正中学，岭南学校就是从这时诞生，成长，演变出来的。 民国18年（1929年）开始筹建“广州市立第二中学校”。民国19年（1930年），市立二中正式成立。学制实行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初建时，租用西关逢源正街礼拜堂及民房为临时校舍。市府拨款十三万元为建筑费，1932年5月，迁入蓬莱路新校址，也就是现在市一中的校址。
后来，市政府又第二期拨款二万元为建筑体育馆、食堂和围墙的费用。 当时教师的工资，参考民国17年市立第一中学教员薪额，初中每课时7元，高中每课时9元。以每周18课时算，高中老师月薪约648元。
二中首任校长徐甘棠，乃当时教育界之精英及先驱。据查，创办二中前，徐甘棠任教于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6年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令广东大学改为国立中山大学。在筹备委员名单中，于陈树人，宋子文，陈公博，蒋中正之后，是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理科学长徐甘棠。已故史学家简又文所撰岭南大学校史《岭南我岭南》提到“光绪廿六年庚子秋，本校学生史坚如为响应惠州革命军而在广州谋炸总督德寿， 卒事败殉国。浓厚的民族主义，热烈的革命精神，自始在本校即有昭彰的表现，若陈少白、史坚如、陈有恒、钟荣光(亦兴中会会员)、徐甘棠、崔通约诸位，彼等乃先进先导者也。” 陈予欢撰写《广州早期的市政建设专家程天固》提到“1931年3月……他接任市长后，选配了多名留洋专家和学者充任市府各局局长。如市府秘书长徐甘棠（花县人，1874～1948，美国西北大学毕业并获数学硕士学位，后改任教育局局长）” 民国22年（1933年）徐甘棠调任任教育局局长，由陈功甫接任校长。据查中山大学校志之“国立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内，有文史科著名教授陈功甫之名，并查得陈功甫有大量历史论著，但未能落实与二中校长是否同一人。
二中在创办之初，只有初中部，当时招收了初一5个班，初二1个班，共190多人。平均每班31-32人。每年逐步递招。至1934年，增办高级中学，招收男女新生各一个班，全校共11个班，学生达450多人。每班40-41人。从1935年8月起，学校只招收女生，到1936年，所有男生拨归市一中，市一中与市三中合并为市第一中学男校，而市一中的女生全数拨入市二中，成为女校。这一年，全校高初中共12个班，学生500余人。平均每班41-42人。1938年，市一中的高中与市二中的高中合并为市高中。同年，二中被日本侵略者飞机炸中，广州沦陷，市第二中学停办。
（鹤山市档案馆提供）
（70届校友钟尊笙提供剪报） 欧初先生是三十年代见证这一历史的校友，他回忆说：
“三十年代时，市立中学非常少，记得只有市一中，市二中、市三中、市一职、市二职，市立美术学校等几间，现在已经有一百多间了，确是大不相同。当时市一中校址在越秀山，市二中校址在黄沙，后来因陈济棠先生提倡读经，规定男女不能同校，男女游泳不能同一泳池；女的穿衣服不能太短袖或是“鸡翼袖”，这些现在听起来似乎很可笑，但当时的确是事实。因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便将市二中的男同学全部调来市一中，而将市一中的女同学调到市二中。我本人当时在黄沙市二中读初中，后来就被调到市一中来，在越秀山读书，一直至初中毕业。”（详见欧初撰写的《难忘的回忆，殷切的期望》）
75年前的主要课程设置，和现在的课程设置已很相近。民国17年（1928年）的《广州市教育局报告书》规定：“中学教育应根据三民主义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增进学生之知识技能，为预备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以达适应社会生活之目的。”所以，按当时的规定，初中课程设有——公民、童子军、国文、外国语、数学、博物、卫生、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劳作、图画、音乐共15门科目，每周教学时数为34课时；高中设有——公民、国文、外国语、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劳作、图画、音乐共13门课程，每周教学时数29-30课时。此课程直到1949年，其间略有变动。
1949年后出生的人，对童子军课程都会觉得陌生，故在此稍作说明。
世界的童军(Scout)运动起源于英格兰。1907年，贝登堡及一个由小男孩组成的团体在白浪岛举行露营，以训练青年人负责的人生观。此后发展为全球性的童军组织。 童子军运动是一种做人的基本训练，以儿童为本的教育主张，根据儿童生理及心理状态为实施训练之准绳，在由“做而学”，由“学而做”中，尽量给予儿童与自然界及社会实际接触之机会，养成其对人、对物之各种生活技能及正当态度。为了要完成训练“积极的公民”的目标可分成四部分，即(一)品格(二) 健康与体力(三)手工与技巧(四)服务助人等来进行。特别是着重于内在的启发， 而不采用注入式的方法。 童子军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非赢利性、非政府的青少年组织之一，其组织遍及216个国家和地区、成员达2800万人。
中国童子军是于公元1912年2月25日，首先由严家麟先生在武昌文华书院创办，后来就规定这一天为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
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却长期游离于国际童军运动之外，原因是多方面的，误解、偏见等，加之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正式的童军组织(目前台湾童军会是世界童军阵营成员)，也没有一个平台让广大民众了解认识童军，所以大家对童军运动一直是模糊和曲解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及全球一体化趋势的需要，在中国童子军诞生地武汉、新的中国童军俱乐部已应运而生了。
三十年代的教育新风，二中产生了一批有学识的忧国忧民的学子。欧初先生就是其中代表人物。当侵略者的炸弹炸毁二中的校舍，老二中历史嘎然中断之际，文武双全的抗日英雄欧初，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并历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解放区的主要创建人、领导人、后任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同时他又是诗人、作家、书画家、文物收藏家。出版有《五桂山房诗文集》、《欧初书画集》、《欧初自用印及藏印集》等书。现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等。
（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欧初签署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致敌伪军通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市一中9月份就复办，可谓迅速。万事当头，教育还是在前。为什么选在蓬莱路二中校址，校庆70周年刊中一文“越秀书香七十载”有一说法，是因为一中校舍当时已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军营。另一说法，是因为干训团进驻了一中校舍。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事实。因为日军指挥部就曾进驻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和执信学校，以校舍为军营是绝对可能。日本到9月2日，才在美国军舰上签署投降书，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9月份进驻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到日本撤走军队还要一些时间，学校领导班子也未着落，老一中校舍9月份没办法开学。而日伪政府时期，广州还有学校开课，1941年7月共有伪政府省、市公立中学5所。奴化教育是被迫，文化知识是需要。所以，有可能当时二中校址还在上课，香港校友会登记的香港校友名单中，有1939年届校友8人，1940年届校友1人，全部女生（因为当时二中是女中），可作为旁证。迅速由市立一中接收，按学年周期开学就顺理成章。日军占领时期，广州人口锐减，多逃难到外地，二中复办并不急需，日军撤后，干训团进驻。在原下球场有一神秘建筑，可能就是这时修建的。我就读时，该建筑名“伪忠烈祠”，水泥砖结构，门前有庄严的台阶，建筑质量不怎么好。没有人能告诉我，它的由来。伪字，我想是不能尊称国民党之故，而不是指日伪政权，询问一些老校友，也说不该称伪。历来各个朝代，都有为纪念为国捐躯的英勇将士而建的忠烈祠。当时接任广州市长的，是著名的独脚将军，在抗战中失去一腿的抗日英雄陈策。建忠烈祠悼念广州抗日牺牲的战友，他责无旁贷。据向老教师了解，此忠烈祠还没完全交付使用，实乃腐败政府时的烂尾楼也。 现在湖南南岳忠烈祠，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忠烈祠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部和湖南省政府为纪念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建立的。 位于湖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麓山忠烈祠，亦已修复一新后正式对外开放。 在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掉为保卫我们而牺牲的烈士。二中忠烈祠的遗址，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应该恢复它的历史地位。
教育部大概费了不少喉舌，终于把权力颇大的干训团请走，二中在越秀山这块风水宝地重振旗鼓，掀开了顶天立地的一页。
复校的校长是王孝英，女中豪杰，立法委员，是她为重新装修的正座大楼，竖起了“顶天立地”的目标。据老教师回忆，教育局想派中教科长刘万章到二中，结果产生“挽王拒刘”风潮事件，但最后还是被教育局免去其校长之职，由刘万章接任。1949年9月王孝英辞去校长职务，赴南京任国大代表。
（1948年在白云机欢送王孝英到南京开会的照片，旁边是教导主任周炎荔。）
（她在越秀山体育场为1948年的学校级际篮球赛开球的照片。二照片由50届原高二廉班校友欧阳发提供） 当年二中复校的情景，黎汝昌校友作了这样的描述：
“1947年，我从三水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往广州投考高中。……当时学校，单独招生。我下定决心，整个假期做好充分准备报考市立一中、省立广雅中学。岂料市立一中放榜，“名落孙山”，大失所望。广雅中学初试录取了，复试失败。后来考上知名学者张瑞权当校长的知用中学。已经在学校的科学馆大楼上课两周，传来了二中复办的消息。呵，再考! 相信当时报考二中的同学还会记得，学校复办报名那天，在西湖路市一职学校门前，人山人海。索取报名表、填表、交表秩序为之大乱，把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后来工作人员关上铁门，把报名表撒向马路，抢的抢，拾的拾，同学们混作一团。这一情景，空前绝后，独无仅有。二中复办，开设13个班，（高二1个，高一4个，初一8个）据说有8000人报考，我是其中一个幸运儿!当我看到录取通知的那天早晨，我兴奋得从应元路一直跑上越秀山巅，但见初升的太阳照亮了二中校舍，顿时倍觉前景一片光芒。” （详见黎汝昌撰写的《二中学习生活回忆》）
（1948年夏秋之间，当王孝英乘吉普回校上班时，几位校友趁机会在车停留之际与它合照，照片由50届麦润洪校友提供）
（50届校友黎汝昌提供的1947年学生证） 1946年（民国35年），广州市教育局颁行《广州市立中等学校加强三民主义教育实施要点》，加强公民教学和训练，强调团体生活的训练。通过朝会、周会、纪念会等宣传领袖言行，并由班主任观察记录学生言行，检查学生书报，严格取缔进步书刊，禁止师生参加革命活动。训育主任、训育员和党义、公民科教员时刻监督学生的言行，考查学生“对国民党的态度及生活思想”。在学生中集体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组织，限制学生活动。 与此同时，广州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地下学联”，迅速向广雅中学发展，吸收了温沃强等同学加入“地下学联”，并积极开展活动，温沃强又从广雅转到二中，在二中发展活动。他们在同学之间传播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印发张贴小报，宣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和解放战争胜利消息，为迎接解放和接管广州做准备工作。（详见本书温沃强撰写的“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学联在二中的活动”）民国时期受新文化运动及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已极力提倡“启发式的自动主义”。但一般学校还是使用讲演式的注入方法。这时期除了“党义”的教育外，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还是育人的基本原则。国民政府规定中学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训育总纲。教育部颁发《中学训练标准》令各校以“礼、义、廉、耻”为校训。
（上世纪40年代末的二中正座大楼，注意楼顶已经是采用红棉为二中标志了。50届校友黎汝昌提供） 1947年二中复办时，有教职员50多人。招收初中、高中共13个班，男女学生达800多人。这批校友在1950年毕业，成为跨时代的校友。他们都年过七十了，有不少人还凭借着丰富的才华，驰骋在各个领域。他们非常怀念教育自己成长的老师：英语老师冯启瑚，语文老师余克西，数学老师温耀华，班主任兼代数老师李媛珍，美术老师崔景升，音乐老师莫天真，劳作何老师，梁兰生老师等等。尤其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教高中数学的张天涛老师已经101岁了还健在。
（张天涛老师） 而林曼龄、金淑娴老师和工友蔡和，到七十年代还在二中任教。这些同学如今还时常聚会，非常积极的向校友会投稿。他们回忆说，当时编班就是使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做班名。作家莫孝川这样描写他们老同学聚会：“原电机厂线圈专家林泉，一口气唱出了当年音乐老师教唱过的20多首歌。而当他引亢高唱二中当年《顶天立地》的老校歌时，大家引起共鸣，异口同声唱道：“名山越秀郁苍苍/镇海楼雄气景扬/学海堂边遗绝迹/二中蔚起迎朝阳/顶天立地自励起/四维八德崇纪纲/修身立学学者盛/舍身效国国乃昌/悠哉壮哉为栋梁/歌兮歌兮流泽长。歌声像滚滚珠江涌来……” 歌词铿锵有力。
何谓四维？语出管子˙牧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史记˙卷六十二˙管晏传：“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何谓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种固有的美德。
［1949届毕业与班主任黄老师（第二排左起第5人）在越秀山纪念碑前的合照，同学穿的是军训装。］
（这是1949届高中毕业的朱广亮在广州日报发表的照片，他标注说：快高中毕业了，人生告一段落，今后各自有自己的打算。在那个年代，毕业即失业，离愁别绪笼罩着教室每一个角落。各自吐露一下心事，总比闷在肚子里要畅快一些。照片是部分同学在教室里谈论着今后的出路并互送临别赠言。）
二．效法苏联 荣登重点 (1950年-1956年） 广州解放，1949年11月军代表接管二中，军代表赖奕辉。12月18日，市人民政府委任马俊为校长，50年7月委派赖奕辉为副校长。 马俊校长是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长。兼二中校长，担任一年后，免去二中校长之职，继续在教育局工作。军代表赖奕辉校长，不要简单的从“军”字理解他。十七中的校史标明，赖奕辉是地下党员 53-57年任该校校长。61年到62年，他又是广师实验学校的校长。可能他一直是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
（1949年11月9日全市庆祝广州解放巡行，市二中的领队路线经惠爱中路汉文公园前，即旧儿童公园，中间持旗者为区元浩同学，右边白衬衣者为初中体育教师。照片由50届麦润洪校友提供）
（1950年3月3日，国民党飞机轰炸黄沙后，市二中当局发动同学在二中教学楼后面山坡挖防空洞，此是高三与初一组成防空洞小组。照片由50届麦润洪校友提供）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日，中央军委号召知识青年参加抗美援朝军事干部学校，一个上午二中就有五百多名团员、学生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团总支组织了“东方夏伯阳战斗营”，由江先河任营长，曹子锵任副营长，周光瑶(总支宣委)任教导员，刘世表(团员教师)任副教导员，每天早上上课前在中山纪念堂广场跑步、操练，还组织学习和示威游行，每个人穿着深蓝色的棉毛卫生衣，上面写着“东方夏伯阳”。 1951年元旦在越秀山全营同学接受了市长叶剑英的检阅。经严格体检、政审、最后批准了八十多人参军。团总支书记江先河、团总支委周光瑶带头参军。这批同学中还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梁慧敏。
（1950届校友提供的照片)
(二中参加志愿军的5位同学在受训是与其他人的合照） 1951年3月二中改名为广州市第二中学，“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口号自此高耸在正座大楼上。
（正座大楼，照片由56届钟穗滋校友提供） 1953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地要有重点地办好一批中学。广东省教育厅召开全省第一次重点中学校长会议，提出办好重点中学的目的是：满足高等学校招生的需求；取得经验，推动办好其他学校；为了留学苏联招生的需要。广州市教育局亦选定市第二中学为市重点中学，加派了领导干部，补充了教学仪器。“东座”课室楼、“西座”实验楼、学校校区外东侧教工宿舍楼相续落成交付使用。学校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得到了扩大和改善。
（1953年建的西座实验楼） 广州解放后，对接管过来的学校采取“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宣告学校向工农开门，优先录取工农及其子弟入学，学校设置人民助学金。对原有教师，实行“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这一政策，降低了学校的门槛，令广大的穷苦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但对教师而言，似乎定下了一个不良的调子。 在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上，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进行“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公德教育，培养为人民服务思想。 50年代初，广州市中学全面学习并推广苏联学校各学科教学法，其中语文课中的《红领巾》教育法，即注重文学作品人物分析的谈话式教学法，风行一时。1955年曾任莫斯科教育局长，时任中国教育部总顾问的专家纳乌莫夫到市第二中学指导数天，并向教师讲课。同年，广州市各中学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对当时广州中学的教学工作影响颇大，五个环节(即提问旧课、转入新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的课堂教学和五级分制(即1分、2分、3分、4分、5分)在广州全市推广。老师提问，学生要站到讲台前回答，十分严格。二中全面开设俄语课，俄语老师提供地址，让学生与苏联的中学生通讯。培养留学苏联预备生。 这时期社会到处洋溢着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气氛，“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人们充满理想，热情向上，一身时髦的苏联式打扮。
（钟穗滋校友提供的照于苏联展览馆门前的照片，苏展馆后改建为出口商品交易会） 凯洛夫著的《教育学》自述为是“对青年一代人实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这时期学校团组织十分活跃，号召同学要走“古丽娅的道路”，在生命中划上三道红线：入队，入团，入党。
53年入读二中的校友吴百海回忆说：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广州第二中学初一戊中队营火晚会。当年，我也是这个中队的一名少先队员，还清晰记得营火会上表演的一个活报剧—这是一个古老的俄罗斯神话故事：丹柯和一群人在野外森林里迷了路。怎么办！怎么办！丹柯毅然剖开了自己的胸膛，捧出了一颗跳动着的心脏。那颗鲜红鲜红的心，照亮了黑夜、为迷路的人们指出了方向……熊熊的营火，映红了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激动人心的故事，拨动了我和那个年代十几岁少年的心。”
“那时的我们，在少先队组织的教育下，崇拜那些为国家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英雄。特别是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更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如为国捐躯的卓娅和舒拉，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钢铁战士保尔.柯察金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还记得：在这种精神感召下，钟兵同学竟然为了一个掉下水井的小铁桶，奋不顾身地跳下水中。现在看起来，有些人会觉得他的行为多么幼稚可笑，可那时他想的是集体的财产，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种观念甚至影响我们的一生。陆润成同学参加工作后，在一次大火中，为了抢救工厂财产、保护工人安全，奋不顾身冲进火场，因而吸入二氧化碳，几乎窒息，被授予“广州救火英雄”称号。”（详见吴百海撰写的《我是“马特洛索夫”中队队员》）
让我们随着校友王志健科学家，体验一下苏式教育吧，他和赵小宝、关湛铭三个科学家就是这样起步的。
“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在教室里玩，金先生来了（金淑娴校长）。她见我还没有回家，就跟我聊了起来。金先生说：‘看你这么活泼好动，想不想自己动手学些知识？’我说：‘想呀。’金先生说:‘那好，我们班的赵小宝同学是广州市少年宫生物小组的成员，让他领你学植物栽培吧。’我说：‘太好了。可是我们在什么地方种植物呢？’金老师说：‘这就靠你们自己劳动了。’”
“于是，一个小小的生物小组成立了。领头的是赵小宝—我们的少先队小队长，跟班的是我和关湛铭—一个和我一样淘气鬼。。”
“二中是依着山势展布在越秀山麓上的。学校的主楼后面是一排作为图书馆的平房，平房往上是体操房。就在主楼后面的平房东头，有一片瓦砾地。这是一间小平房，平房拆毁后留下的废墟，有8平方米吧，满是砖头、瓦片、灰头、石块。金先生就把这块地拨给了我们。” 我们‘得到’了土地，高兴极了，马上动手，清砖、搬瓦、拣石头、三个多人—生物实验室的阿坚老师也不时来帮忙—足足花了两个星期才把‘属于’我们的的土地拾掇出来。再经过锄地、翻土、起畦、培黑壤，一块有三个畦的菜地就有二中校园出现了。竣工的那天，金先生和阿坚老师来了。金先生满面带笑，连声说：‘好，好。’她还把许多各式各样的种子交到我们手里。”
“‘植物栽培与研究’学习班起动了。” （详见王志健撰写的《春风甘霖——菜园和园丁》）
（1953年国庆节二中少先队的游行队伍） 蓬勃开展的课外小组活动，一直是二中的优良传统，直到文革为止。课外活动和课堂学习一脉相连。有校友回忆说，1953年初二级一个班举行了“为什么要学物理？”的班会。同学中五位同学用五只食指举起一个同学，又做了许多物理 游戏，还讲了许多物理学家的故事，结合同学畏惧学物理的心理做了许多生动的思想工作。象这样的学科学班会是很普遍的，与之类似还有化学、历史等等班会。
1954年5月4日 中央体委公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的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同时， 中央体委、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青年团中央、全国学联等单位发出《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全国各学校先后推行。有校友回忆说，1956年二中开始实行。 劳卫制亦由苏联原版引进。根据列宁共青团的倡议，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1931年3月14日颁布第一个"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按年龄组别制定达标标准。时至上世纪末，尽管共青团已不存在了，但俄国还没有废除劳卫制。而随着中苏交恶，跟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再加上1961～1962年，国家出现经济生活困难，《劳卫制》锻炼停止。1963年，改为实行《广州市大中学生体育锻炼标准》 二中实行劳卫制，同学们锻炼热情高涨，争取达标。达标者可得到颁发证书，奖章，挂于胸前，威风八面。学校组织各种课外活动，有射击、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划船、足球、蓝球、田径等等。当时，二中少年足球队获全市冠军，培养出梁德成(后中国国家足球队成员)、廖德营(后广东足球队成员)、罗伯平(后任广州体院足球教练)等著名运动员。当时的团委军体委员黄卓标参加射击小组，（后成为国家队射击教练）。区敏果在二中参加航海模型小组，成为省市代表队，后成为中国第一批航海模型运动健将，曾获全国冠军。他所培养训练出来的运动员多次破全国及世界纪录，其中二人三次获两项世界冠军。
（1950年力社口琴队在纪念堂演出） 到1956年，二中教学班增至24个班，在校男女学生发展到1100多人，使学校成为广州市初具规模的一所完全中学，亦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市的重点中学。此后，这光环一直冠在二中头上。
这个时期也有一首校歌，歌词由55届校友麦国器提供：
我们是毛泽东的青年/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壮大/在战斗中我们锻炼成钢/我们都有一颗火热心/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奋勇向前/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保卫和平、保卫边疆/为祖国贡献一切力量。
（钟穗滋校友提供的56届同学和班主任李兆典老师合影） 这时期很流行徽章，二中校章就有几款。
（50届黎汝昌校友提供徽章）
（55届校友何润榕提供的徽章。）
（这是解放后第一期高初中毕业大合照，阵容鼎盛。）
（中间局部放大，按道理，这里之一就是马俊校长和赖奕辉副校长了。） 左倾干扰 曲折前进 （1957-1966） 曲折前进，《广州市志-教育志》这样称呼这段历史。查看其它行业，原来是句标准用词。再追根问底，此话和历史阶段的划分，出自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57年，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右派”。《广州市志-教育志》的《普通中学教育》一章里没找到相关的内容，但《广州市志-教育志》的大学和小学都提到了，下面引用的是小学部的章节：
“1957年‘整风’、‘反右’，仅当时的北区(现越秀区)小学教职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就占5.2％”
也许中学部的编辑一时疏忽了。5%就是当时上级下达的指标。1957年二中被划为右派的有李显儒、张兆驷、颜保源、王芳仁老师。以此比例算，这时二中老师人数将近80人。这几位老师幸好60年代还在二中工作。
（部分教师1957年摄于动物园） 校友张君厚回忆说：
“……大搞政治运动的时候，57年反右斗争、58年大跃进、59年人民公社化等。学校受政治运动冲击，但学校在较长时期内还是坚持以学为主，团组织教育和组织团员，必须坚持把学习看作学生基本任务，带头搞好学习，做到又红又专，当时，学校召开了为祖国而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表彰学习好的同学，介绍他们的经验，发展团员选拔团干，都要重视学习成绩，在大搞勤工俭学活动时，我们白天坚持上课，晚上课余时间到敬修堂制药厂参加勤工俭学活动，没有停课。”
“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学校被迫停课。当我们抱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课堂时已是59年初，距离我们毕业高考已为期不远。这时广州涌现了一个以自己身躯保护国家财产献身的优秀女工——向秀丽。我们团支部主动组织全班同学到向秀丽牺牲的车间，缅怀英雄的业绩。在向向秀丽学习中，一些团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向英雄学习，成为同学巨大动力，积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去。大家迅速安下心来，那时没有晚自修制度，但大部份同学都把书包留在課室，晚上回校自习，中午在校开饭，争分夺秒，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甚至在課间休息时，也抓紧完成作业。经过数月奋斗，当年高考，我们班49人参加，45人录取，其中苏群和陈尚义两人考上清华，还有考上哈工大、天津大学、上海一医等著名学府的，考上中大、中山医、华工、华中工等一批。全班共青团员近30人，无一人落榜。” （详见张君厚撰写的《理想教育的回忆 》）
由此可见，曲折来自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发展来自学校如何巧妙地回避这种冲击，坚持办学。同时，发展来自政策的纠正。
（1958年少先队代表舒力生，黄良芬在机场向周总理和金日成献花。） 1958年中国发动了一场教育大革命，50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唯恐学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50年代后期，则对凯洛夫《教育学》唯恐批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 1958年，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年学校相继办了提供学生劳动实践的手套车间，电镀车间等劳动基地，手套车间设在上球场东的位置，电镀车间设在科学馆的楼下，当时负责的有王学东、陈丁潮等老师，学生每月有指定的劳动实践时间。同时还在石井鸦岗设立农场，由李之泽老师担任场长。高三的学生轮流到农场劳动一个月。其他学生到二中联系的增城三江公社参加收割、插秧的劳动，初中学生在农忙时到附近登峰大队菜地参加施肥、除草等劳动。 从58年开始二中响应上级的号召，掀起大炼钢铁的高潮，二中上下球场从初中到高中，各班都筑起了小土炉炼钢，学生和老师都从家里捐献铁类的器皿，铁闸锅煲……(但由于温度不够高，烧炼出来的都是烧结铁，废铁)，那时候，师生连星期六、日也日夜开工，直到60年，中央提出调整方针前夕，才告停止。 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勤工俭学”，张君厚学长的回忆，我也有亲身的体会，虽然我只是小学五年级，当时就读于中山县一个镇，每天上午上课到10点半，回家吃饭后，同学结队抓老鼠，老鼠尾每条奖励一分钱，这钱就交给学校，叫做“勤工俭学”。这时因读书时间少，考试时老师出了四道题跟我们复习，考了其中的三道，还是不及格。
由于教育方针上的偏向，学生劳动过多，结果教学质量明显下降，大量学生中途辍学。1958年暑期至1959年3月，广州市中学生流失1.25万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8％。
（部分教师1959摄于烈士陵园） 面对把千家万户的铁闸门熔成一堆堆废物，面对乱吹一通后随即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1961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教育重新走上了正轨，数量和质量又逐步得到发展和提高。教学改革出现了非常好的势头。1959年，开始学制改革试验。
1960年，机会来到了二中，试行五年一贯制。 66届校友苏立回忆说：
“我是1960年考入广州市二中的，当时二中正在搞“教改”，试行“五年一贯制”即从初中到高中只要五年，按照当时的说法是要达到‘理工科大学本科一年级水准’。在二中，我们经历了“三年灾害”，经历了从广东省教材到教育部教材，又从“五年一贯制”试点下马参加普通高中考试，改回到六年完成中学教育。”
[66届高中校友陈保真提供的学生手册，1960年经济困难，纸质粗黄，带有杂质，红字印刷。上面写着新制一年级（2）班，座号三十六号，姓名陈保真。下面印着学生须知: 1.本册由学生自己保存，要保持清洁，不要损坏涂改，按照规定时间送交班主任检查。 2.每天回校要携带本册，上课时如经老师提问评分，应把它交给老师登记分数。 3.每周要交给家长查阅。经家长签名或盖章后，交给班主任盖章。] 学制的改来改去是什么原因，不明所以。猜想是中苏交恶，不能使用苏修的一套吧。但到文革为止，实际上教学方法依然是苏联式的。 红小鬼出身的王成荣校长意气风发踏入二中，决心在这个新的战场上打一场大胜仗。 过往二中历任校长，一般任期都在两三年之间。包括文革中的三年，王校长任二中校长9年。从60年到66年，王校长奋斗六年，向66届家长许诺，80%升上大学，结果功败垂成。他万万不能理解，他呕心沥血栽培的学生为什么会剃光他的头，戴上高帽游斗。
这个时期的教学改革，随着对凯洛夫的批判，西方的杜威主义回潮。很注重学生智力的开发，引进启发式的教学，学校拥有一批优秀的致力于教学改革的中青年教师，这批教师后来有些陆续成为校长，例如叶世雄（教育局长），肖卓勤，叶苏，黄智章，叶志盛，张志能，莫乃文，谢国模等。以下引用66届校友的一些回忆片段，他们觉得老师教会他们的是学习的方法：
罗沛龄写道：“有一次物理开卷考试的题目我今天还记得，并且指导着我几十年的思考。尊敬的程德崇老师出的题目：水龙头是用什么材料和工艺造的。题目看似很简单，也非常不简单。我执著的纠缠这道题，下面的题也没有去做。结果那次考试没有打分，考试可以翻书，书本没有答案，如果到图书馆翻书，可以找到当时的水龙头是用铜铸造的，但如果我回答用纸做的，就错了吗？也许我的执著，能研究出最低成本最环保的水龙头。”
黄福生写道：“刻苦学习，成为二中学生光荣传统，1968年离开二中到艰苦的海南农场或到闭塞乡下农村，66届高三(4)班同学仍在自学英语，俄语、数学、物理，到了恢复高考的1978年，66届高三（四）班统计：有七人考上大学，高考成绩名列各区考生前列。近二十人考入各种各类业余大学、电大。刻苦学习迎来了迟到的春天，大部份人成了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医师、技师、教师，成为社会有用之材。一部分同学虽未进入大学学府，但刻苦自学的传统，在社会大学中不断汲取，亦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 “陈萍洲老师象慈母一样教导学生，在引进一个公式定理时，总是由浅入深，不厌其烦去讲解，多角度去论证。陈老师讲课，犹如一股清新温暖的春风，吹醒了一个少年的心，开拓了一个少年的思维，使初中三年数学成绩有长足进步。陈老师还组织数学课外活动小组，教导大家扎实理解公式定理，灵活机动运用公式定理，知难而进去解决难题，距今四十多年过去，白了少年头，初中数学公式，定理仍记忆在心头，感谢您，陈萍洲老师。”“叶世雄老师崇尚素质教育，不计成绩一时得失，着重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叶老师讲解完公式定理，总是喜欢布置课外思考题，让同学去思考、分析，对于个别有独特见解的同学，叶老师总是安排他到讲台上发表意见。从而引起全班同学的投入和激烈的辩论，使课堂充满生动、活泼、激活学生思考能力，提高学生理解、运用、解难能力。离开二中四十多年，但是叶世雄老师注重提高素质能力的教育方法，使我们终生受用。”
李小仪写道：“陈萍洲老师要求我们要把典型例题弄明白、做熟、掌握解题方法，同时一定要做到一题多种解法，每题最好都有2至3种解法。这样就迫使我们多思、多用脑、真正把例题弄懂，从中把数学课文中的知识掌握得更好，也培养了我们对数学的兴趣。”
胡晖写道：“由于叶老师关心学生、平易近人，课余时间，我们会很自然地与叶老师交流，不论是学习上不明白的问题，或是不会做的习题，叶老师都是很耐心地为我们解答，我们则在交流中学习到老师的思维方法。”
（66届高中校友陈保真提供的初中毕业证书）
（63年新三（1）班同学和陈锡熙老师在岑村大石山郊游肖继业提供） 李福煦写道：“叶世雄老师留给我们的最深印象是以辩证的方法，教会我们思维与处事，懂得做人与治学，不仅稳定地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而且对我们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终身受益。 一是归纳总结。叶老师要求我们对所学的知识要及时进行归纳、整理和总结，特别对所做的习题要注意总结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原理，总结浓缩知识要点。归纳探讨一般规律，就是把书本越读越薄。 二是创新思维，叶老师非常注意启发我们要活跃思维，要创造性地学习，特别在做习题时更要在巩固基础知识的同时，要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养成创造思维的习惯，注意举一反三，不满足于一种解决办法，不满足于书本的内容，学会运用从一般到特殊所总结的规律，去解决从特殊到一般的同类问题，做到学有所用，这就是把书越读越厚。 三是注重实践，叶老师经常强调要与实践结合，给我们最深印象是在一次农忙劳动中，不少同学对脱粒以后的一束束的稻秆在田里老放不稳，于是他给我们讲了三点确定一平面和三角形的稳定性的数学道理，使大家迅速掌握了操作要领，从此稻秆立得整整齐齐。此外，象利用两点确定一直线的原理进行测量定位，利用比例关系进行距离估算等等。使大家在实践中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也明白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从而增加了学习的兴趣。”
苏立写道：“在二中，我们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学会了做人。高中时，每周五下午是支农课，我们担着粪桶，步行到越秀公园小北门外的小北花圈旁，在一个大粪坑里加满粪肥，一个个男女师生健步如飞地走上好几公里，到麓湖东北侧的菜地里去施肥。有时大粪会溅到脸上，大家也只是用手抹一把，没有谁会过分计较。” “是二中，把我们一群不懂事理的小孩子培养成为后来为社会奉献力量的人才。二中给我们带了终身享用不完的好修养、好品德，二中永远激励我前进。”
［66届高中校友廖恭慈提供的63届新三（ 3 ）班同学毕业照片，有半数人光脚丫。］ 上述虽然集中讲了几个老师，但代表了当时教育改革的情况。如今常见一些文章评说老三届人是缺乏文化知识的，这些作者只看到他们缺少文凭，或者因文革没有完成中学学业，没有看到他们受惠于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动力，在离开学校以后能不断进取的基础。
（60年代语文科鲁迅小组在活动） 学校的素质教育还表现在培养学生自理，自学，培养对科学的探讨兴趣。 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小组，每个学科有兴趣小组，如生物，数学，化学等等，此外还有科技的无线电小组，航空模型小组，航海模型小组，文艺有舞蹈队，管弦乐队，民乐队，美术组，体育的有篮球队，足球队，羽毛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划艇队等。学科兴趣小组多为老师负责，其他的课外小组，则由学生自己负责。比如航空模型小组，学校提供一个房间，小组归体育科领导，每学年小组向体育科提交计划，申请经费。 但活动计划，对新组员的培训，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和市航空模型俱乐部的联系，材料的购买，都由同学担任的组长负责。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自己喜爱的课外小组，每星期有下午的两节课时作活动时间，另外隔日下午有一节自由活动时间，很多同学会用在课外小组事情上。校外有“市无线电俱乐部”等组织的暑假寒假培训等，学校也提供给爱好的同学参加。
（这时吴庭越老师领导的的二中管乐队享誉学界，照片是管乐队集训国庆广州市游行仪仗队时的合影，由66届高中校友谭汉江提供。） 如果说共青团，少先队是由党支部直接领导，学生会就是相对独立的学生自己领导自己的组织。学生会主席由选举产生，由学校品学兼优的同学担当，配合学校组织各种活动，学生会的墙报，由各个班级参与制作。每年举行校运会，各个班都设计自己的校运会班徽，高举班徽参加在越秀山体育场的开幕式。每个节日都有文艺节目表演，表演还走上街头，走上舞台，走向农村。
（1965年五一节，在文化公园舞台包场演出，从照片上数得出的合唱队员、舞蹈队员、乐队已经将近500人，还有其它在后台和观众席上等待演出的同学 ，二中起码有半数同学参与了演出。正在表演的是“我们是人民公社社员”，66届高中校友廖恭慈编舞并提供照片。记得那天演出结束已经11点多了，同学们结伙走路1个多小时回家，马路空空荡荡，他们走在马路当中，兴奋异常。） 那时每学期有农忙劳动，十天左右，如果学业紧张，王成荣会提前结束。这时王成荣要亲自编辑小报“熔炉”，报头王成荣题字，李汝苍老师负责(刻蜡板、油印)出版。除了劳动，还带去一台文艺节目，王璠老师则带几个爱画画的学生，帮助村里搞村史展览。 这些生动活泼的学习过程，校友回忆时爱用一句话，就是“终身受用”。现在家长总担心课外活动影响学习，校友的成长发展说明，影响是绝对的，而且是终身的。看看这几位校友：
一心扑在组织农忙时那场文艺表演的舒力生，现在是国家二级演员，广东省话剧团实验剧团团长，省港两地演艺界著名导师。
农忙画村史画得又快又好的，因文革而未读完高中的68届曾昭仁，现在是发行量33万的《希望》杂志社总编辑。
和舒力生一起做二中“金牌司仪”，篮球队主力高中锋的黄治国，现在是广州光大南方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
二中羽毛球的先驱，市冠军级人马，二中优秀保留节目“洗衣歌”里帅死人的男主角邱友清，现在是省路政局副局长。
这些数不胜数的校友，就是栋梁之材，就是二中的骄傲。
东山区实验小学校长的开学寄语，很令人感动：“同学们，当我们老师额角布满皱纹之时，你们的成才便是老师最大的自豪；当老师两鬓生霜之日，家长和社会的满意，便是对老师最高的奖赏。我们当老师的幸福和光荣也就在这里。这就是老师最大的期待，期待我们人人成功，个个成才。” 我们尊敬的老校长，老教师，他们为长远的未来默默耕耘，他们收到的花环，是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才是最高的荣誉！
但是厄运突然间降临，红到发黑的一场风暴，一夜之间席卷而来，王成荣，叶志盛，曹思彬，郭心兰……一个个老师，被他们精心栽培的学生，用皮带，用哑铃，用铁丝，用肉体难以承受的暴力，用灵魂难以支撑的摧残，用不为人齿的手段“推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是不是你爸爸教你的？”
才刚刚会说话的叶志盛老师的儿子被问话。报纸一张毛主席像被他画花了。“不是”，给他一颗糖吃，直到他回答说“是”。录音带预放到这个位置，夹上一片纸片。斗争叶志盛的时候，他的妻子柯瑞洁老师冲到了正座天台上要往下跳。
文化大革命前两年，1964～1965年，中学政治思想教育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兴无灭资”(即“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思想教育)为纲，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学人民解放军、学大庆、大搞“革命化”，其间政治理论常识课与社会主义教育课同时并进，学校团队组织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求开展各项活动，时事政治课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教育内容。女同学要剪辫子以示革命。
（65年高二（4）班女生的合照，除了班主任欧阳老师，大家一律革命头。照片由66届高中李纯真提供） 政治教育从50年代的培养革命理想的正面教育，慢慢演变成为人人需要自我批判的整人模式。当时很多同学，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同学，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二中高中生，大部分由二中初中生升上去，学校知根知底，同学也知根知底，大家明显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品学兼优的初中同学，尽管很努力的思想改造，却显然因为家庭成份问题，不能进入二中高中。有的已升入了二中的，整日郁结在心，有的收到喜欢他的老师的忠告，知道与大学无缘。 一位初中在学校已经颇有名气的校友，校方和同学已经准备推选为学生会主席，但莫明奇妙的升不上二中，几十年后在校友会与笔者重聚，笔者笑问当年情况，他透露说，事件是因为他评价另外一位也是知名优秀生，女同学何X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阶级斗争为纲已成气候，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66届毕业考试已经结束，课室贴满了大学招生的资料，政治老师陈武光帮我们复习时，以他多年来的敏感，告诉我们，好好复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考题一定会有。他看不出这颗信号弹，罢官要罢到他头上了。文革的到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毛主席要做什么，毛主席也没有叫学生这样做。学生只是凭着历年来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政策的理解，凭着过去对四维八德的批判，凭着教师只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凭着知识分子顶多算个小资产阶级的认识，凭着人人都需要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凭着“以革命的名义说的就是对的”的感觉，凭着如果我不革命，就被当成反革命的经验，凭着王成荣是校长，而且“社教”中已遭工作队批判，凭着曹思彬在晚报发表太多的文章，便与“三家村”黑店同类，凭着郭心兰老师精通四旧历史，这些，都是学校所教的。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66届高中校友萧继业提供的照片，66届基干民兵照于课室前。因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各单位都建立基干民兵组织，学校也无例外，各年级都挑选一些家庭成分好的同学参加，由上级特派范伟祥负责。一部分基干民兵留守住在学校。全校同学，均参与一般民兵训练，由叶苏老师负责。66届高中校友萧继业提供的照片，）
（66年春，66届高三（3）部分同学和叶苏，胡国晖老师到罗岗旅游。照片谭汉江提供，胡国晖老师拍摄。） 文革浩劫 逆水行舟（1966-1976） 1966年6月1日，当《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时，人们还不知所以，学校还分配王璠老师，毛公铎老师带领学生往墙壁上写红标语。但南下红卫兵的一轮冲锋，洪水般的“文化大革命”迅即席卷全国。 几天之内，广州中学生和全国一样，卷入了大破四旧，大斗老师的浪潮中。学校在革命师生的强烈要求下，大队人马连夜到市委请愿，要把校名改为“东方红学校”，但已来迟一步，有人已注册在先，匆匆商议，决定改为“东方红战校”，比那所捷足先登的学校更革一命，并马上得到批准。本书所载66届校友罗沛龄的《一张证明的故事》里登载了当时市委串联办公室开出的证明，就写的东方红战校校名。
参加过炒家破四旧的一位同学回忆：“当时班内的同学，跟据街道居委会提供的线索，去到一户人家，只见厅中用玻璃罩罩着一个金属牌‘XX大律师’，也不知该砸不该砸，女主人出来，一看是自己的小学老师。幸好老师不认得自己。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只见此家的小主人在写信，不知道天已经塌下来，已是被人炒家之时，还在伏案写‘亲爱的……’，结果被一个同学训斥了几句资产阶级思想。无功而返。回到家中，外祖父家已被十七中学生光顾了，炒走了外祖父的线装书，祖先的写真画像，还有一个再穷也舍不得卖掉的家传玉佛。”
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改造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统治学校的是老师无疑。
郭森兰老师，在很多同学的心目中，就是师道尊严的代表。一句“把课本闭拢！”的惊雷般的命令，让每一个同学至今铭心铭肺。她讲课声音宏亮，又如说故事侃侃动听。 文革初期的一天，秋风啸啸，满天阴霾，她一个人从莲塘路走回学校，老态龙钟，头发剃成了十字坑，她是深度近视，走路不得不低着头，小心翼翼，踏着满地随风旋转的紫荆落叶，路上没有人，萧条冷峻，历史老师的历史，就这样铭刻在学生的心里。
曹思彬老师文章写得多，他“甘昔”的笔名更成了他无法洗脱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证据。今天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从昔日的经历中体味出幸福的甘甜，他是不懂人生的。曹老师懂得，所以他现在过得很快乐。本书载入了曹老师的“我爱唱《酒干倘卖无》”，记叙了他当牛鬼蛇神的往事。那时候，我们只看到他受的肉体的痛苦，但在文章里他一句也没有提过，可见心灵的痛苦是比肉体的痛苦大不知多少倍。
王成荣校长再红的老底也没用，在校内被戴高帽打锣游斗，虽然拒不认罪，在革命浪潮面前，也被迫接受这事实，但是要这副模样走出校门，回去见家人，他这铁打的硬汉确实难以接受。
南下红卫兵带来一副对联，并且谱成歌曲，今天拿到卡拉OK上唱是十分逗人的，歌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歌名“鬼见愁”。幼稚的学生并不清楚文化大革命要干什么，这是多年来学生对于阶级斗争经验的一个总结吧。到66年10月，“造反有理”语录出台，正合所谓出生不好同学的心理，你是红卫兵，我也是红卫兵，学生开始对立。并热衷于到全国革命大串联，到革命圣地朝拜，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接见，把原来的斗争对象老师抛到一边了。 有不少人选择了长征。
以革命的名义，以磨练意志为动力，令他们取得了大开眼界的结果。饱览了河山的壮丽，见证了广大农民的生活和情感，看到解放军叔叔生活的一面，接触到人性的扭曲，也感受到博爱的温暖。他们朝拜过革命圣地，也到访了洞庭湖畔淫雨霏霏的岳阳楼，到新疆领略了小数民族的风采，也惊栗于住在潮湿井洞里的人家在接受他们派发的油印语录时的神态。长征是这代人值得骄傲的壮举。
（66届高三（3）班某支队伍到达韶山留影，谭汉江校友提供照片。）
（66届高三（3）班同学为主的“红到底”长征队。队旗可清楚看到“广州东方红战校”字样，廖恭慈提供的照片。） 1967年1月群众组织夺权，学校工作全面瘫痪。全国中学生围绕北京几个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为核心，成为对立的两大派，属下又各立山头，当时有句话，叫拉大旗作虎皮，各巨头以革命的名义作号召，争权夺利。中央文革黑手背后操纵。这时候学校两派各占一楼，但在校内基本没发生大的冲突。大部分同学除了看看热闹之外，回学校也是打打乒乓球，玩玩乐器，打打扑克过日子。回到家里就是偷偷的听旧唱片，看禁书。
（66届高中郭继贤校友提供的某派红卫兵“红卫兵二中兵团”的照片，人们很快发现，二中的牌子还是响亮过东方红战校，这个时髦的校名，如昙花一现，在最左的年代也熬不下去。） 二中在文革动乱中，还算是温和的，没有成为当时的新闻焦点。也没有名人出现。 1968年3月，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和原学校部分干部、师生员工代表组成教育革命领导小组。8月广州市材料试验机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和军宣队、“革命干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二中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成荣平反当革委会主任。
复课闹革命顺利进入。首先是几个同学获得了参军的机会。
［几张欢送参军同学的照片，是66届高三（3）班同学的，他们已经握手言和，这里多放几张，是从不同的角度，一窥文革造成的零乱。］ 随即而来的是苦闷的龙洞学习班。全校师生移师郊区龙眼洞封闭办班，贯彻“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的最高指示。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66、67、68 届毕业生，全国共计达200万人。当时因经济政策错误，经济萎缩，城市的就业机会，就只有当时以“辅导员”名义留下的那么几个名额。如果以实际情况动员大家，大家一定会以国家为重，共度危机，但以革命名义的狼牙大棒逼迫，并没有令人口服心服。1968年年底，最后一个符合条件不愿下乡的同学郭德静，连同她父亲，在大饭堂被批判。1968年12月22日，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发表时，二中老三届上山下乡任务已经完成。
（66届高三（3）校友何心提供的在龙洞办学习班的照片。） 临行前，高三（3）班几个同学，冒着生命危险，把正座大楼的“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标语，用红漆刷了一遍。
（66届高三（4）班杨少扬校友提供的，临行前和班主任叶世雄老师的合照。）
（66届高中同学刚到达海南岛农场场部时的照片，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照片由李福煦提供。） 1968年12月广材工宣队撤出二中。改由广州市人民造纸厂工人宣传进驻。终于正式招生开课了。
当时对中小学的复课闹革命是这样说的：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学校在此氛围中教学文化课，实在是逆水行舟。 1968年9月新生入学，在66届的同学中留下几位同学当他们的辅导员。辅导三个月左右，辅导员分配到工厂。入学不需要考试，按所住区域分配学校。红卫兵依然存在，从自发变成了官办，并且以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这时的分班是按连、排、班，军事体制。连并不是级，排即是班，而班就是小组。没有营，相当于营长级别的，就是革命委员会主任了。笔者看了这时期的校友名录，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看不出连的规律是什么，谁是高三？谁是初三？为什么68年全国初中生全部已上山下乡了，69年二中会有69届高中毕业生？重温一下毛主席给林彪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就明白。学制缩短了。
“文革”期间，并存着两种学制：城区实行十年制(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市属农村地区实行九年制(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而事实上由于入学人数激增，教师严重缺员，有些学校只办高中2年，初中2年(包括初二、初三)，将初一挤到附近小学附设初中班；有些学校只办高中2年，初中只办初三1年，将初一、初二都挤到小学附设初中班，造成学制混乱。据向这时期的校友了解，当时并没有年级的区分，你进来是初中几连几排，第二年还是几连几排，初中读两年，高中也是读两年就算毕业。具体的说，所谓69届高中毕业，就是文革前是小学六年级，进二中在某连某排读了两年，就是高中毕业了。如果文革前是小学四年，那么读两年就是初中毕业。呜呼哀哉！而这两年中，学工学农的劳动时间大约占了一半。还要学习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所余学文化的时间可想而知。
1969年底，为了“战备疏散”及学生学农的要求，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市区中学到远郊建立学农基地办分校的通知，要求各中学用最快的速度组织落实。市区中学的农村分校就这样大规模地建立起来。农村分校选择了远离城市、靠山、分散、隐蔽的地方为校址。广大师生自己动手，建筑校舍，开垦农场。师生轮流到分校。每期一般为两三个月，也有半年多的。平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忙时(基建大忙、农忙)则全天劳动。学生学习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文化课着重干什么，学什么。国家拨给中学的基建费近1000万元，几乎全部用于分校，造成市内中学校舍破烂，教学设备无法添置，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分校选址“远、山、偏”，交通困难，校舍设备简陋，膳食质量低下，卫生条件甚差，损害师生身体健康。
（连旗下。） 1969年冬，二中在花县狮岭振兴白水寨荒山坡上建立农村分校，亦称五七分校。
（校友回去旧地重游的照片，摄于西瓜岭村。提供照片者写道：“一九六九年冬季很冷，备战疏散在咸水岭。”“昔日二中分校的旧址现今依然满目荒芜，苔草萋萋。” ） 当年在分校上课的73届高中校友刘振志回忆说：“想当年，少不经事的我们，挎着背包，大清早就来到广州北站，乘坐广州前往衡阳的火车，路上三刻钟，在广州郊区花县境内的军田车站下车，然后还要徒步“行军”一个小时，经过狮岭墟，才来到盘古山麓振兴大队白水寨边上的农村分校。每次前前后后总得折腾三个小时。” “这是一段难忘的日子。本来就是一班城里的顽童，也乐得丢下书本，上山砍柴，下地种菜，于是，脑海里留下了一段‘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风光般的回忆。” “想当年，分校成立之初，没电，晚上只能点汽灯。后来，利用瀑布几十米的落差，搞了一个小型的水力发电机组，宿舍里面总算点上了电灯。不过，电压不稳，电流很弱，用‘惨淡经营’来描述这个发电站应该十分贴切。” “每逢下雨天，担负食物采购的拖拉机就要倦勤，意味着分校就会有几天要断肉断菜，只有一勺油盐水拌白米饭。却吃得大家津津有味，脸色蜡黄。这时候，蚊帐里家中带来的那瓶豆豉猪肉，不是山珍海味，胜似山珍海味。其时，“劳动锻炼”最美的差事就是跟拖拉机到狮岭墟或者新华镇（今花都）去采购食物。至少可以有机会到馆子里吃顿有肥猪肉的饭，买个“酥皮面包”吃吃。” （详见刘振志撰写的《盘古山下 往事如烟》）
这时候工厂生产有些恢复，毕业生开始不需要全部上山下乡，如果兄姐中已有人去了农村的，弟妹可以分配到工厂，大概一个初中毕业班，约三分之一到工厂，三分之一到农村，三分之一上高中。
1971年 “四人帮”编造了名噪一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它全盘否定建国17年来的教育工作，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纪要》称“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八根精神支柱。许多教师被“扫地出门”(全家老小都去农村安家落户)，笔者就被委派过遣送教师回乡的任务，但未考证过二中有没有老师被遣返农村。
（1974年冬，分校迁至市郊竹料公社陈洞大队陈洞水库旁。照片是革委会副主任李诚，盛南方，老师苏世斌与工宣代表摄于二中分校。）
（图60是校友重访陈洞旧地，在当年的浴室前留影。） 关于陈洞分校的学习生活，78届校友张素娥回忆说：“他们在学校时是老师，在分校时，则还要充当着父母的角色，从学习、劳动到生活，均无微不至地关爱着我们这些顽皮一族。（详见张素娥撰写的《旧记忆 新印象》）
（当年的一本物理课本的一页，请细读其中内容，令人啼笑皆非。要说“南京长江大桥是由很多三角形构成的，因为三角形的稳定性好。”这么一句话，编者写了两页的语录和革命豪言，难怪教育界称此为“语录教育学”。） 这时的体育课改为军体课。 校庆70周年纪念刊物《越秀春风》的二中大事记说，1976年3月校革命委员会撤消，校行政恢复文化革命前的设置。这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是十年浩劫结束，也是本文此段落该结束的分界线。 《广州市志——教育志》也说，1976年，校革命委员会撤消。 如果以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0月6日后撤销，是顺理成章。说1976年3月校革命委员会撤消，笔者对这个时间有疑问。因为3月份政治气候并不合适。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在75年9月份是谈到过知识分子问题，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插话说：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不把领导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好景不长，1976年2月25日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4月7日邓小平再次被撤职。决定性的大喜日子是在10月6日粉碎四人帮，1977年11月25日，广州市委宣布工宣队、军宣队撤出学校。78年广州市委宣布撤消一些革命委员会，而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到81年才撤消。 经查，二中革命委员会主任曾祥文任期是1976年6月到1978年3月，校长诸兆祥任期是1978年3月至1984年8月。所以应更正为1978年3月校革命委员会撤消。10月6日文革浩劫界线划到76年10月6日。学校的手尾到78年8月了结。
（欢送工宣队。） 1978年8月，陈洞分校撤消，分校的校舍和用地暂借给沙田果林场管理和使用。这时，老校友伤心地发现，二中在上球场以上的校舍，他们成长的一片沃土，已经被蚕食掉了。